[责任编辑:杨裕峰]

发达国家火中取栗。发达国家已经历了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信息化、金融化。所以，沿袭西方发展道路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工业化必然形成对资源的渴求，因此发达国家早早就"严阵以待"，通过对矿山、运输以及期货市场（如"纽约石油"、"伦敦铜"）的控制与操纵，获取垄断收益，坐享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的发展红利。据估计，目前全球约有７０００个对冲基金活跃在石油期货市场，其交易相当于总交易量的６０％。进入纽约原油期货交易市场的投机资金控制的原油期货交易合约总量超过１０亿桶，甚至高于美国原油商业库存和战略石油储备的总和。油价涨跌的主导因素就是恶性投机，早已超出供求的基本面。由于过度开放，国际机构在中国早已是无孔不入，情报搜集近乎渗透到中国的每一个经济末梢，这使得中国的每一次国际性购售，几乎都暴露在国际市场面前，成为国际大型基金的"逼仓"对象，被迫"追涨杀跌"甚至"高买低卖"，每每付出巨额经济代价。

如何走出尴尬

中国成为世界的加工、生产中心，主导了全球中低端的生产，但是主导不了全球贸易、金融。由于中资企业总体上处于产业中低端的加工生产环节，俨然成为跨国企业、国际垄断资本两头夹击的"三明治"：一头是中国境外采购的能源、原材料乃至中间产品的价格不断提高，成本因此不断上升；一头是"中国制造"不断遭遇压价、反倾销之苦。欧盟钢铁企业焦煤消耗量３１％依赖于中国，中国为减少高耗能、高污染而限制焦煤的生产与出口；但焦煤出口的减少影响了欧盟钢铁企业的发展，因此欧盟向中国表达了强烈不满，要求中国取消焦炭出口限制，否则将向ＷＴＯ提起诉讼或采取其他报复措施。如此，中国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进退失据。"中国因素"的尴尬反映出中国在当今国际经济体系与秩序中的尴尬，反映出中国热切拥抱全球化、努力与国际接轨的尴尬，也反映出中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之路依旧相当漫长。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五十多年间，中国基本上依靠本国的矿产资源，保障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未来，中国应加大境内矿产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力度。专家评估，包括广大西部在内的勘探空白区面积有４５３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陆地面积的一半左右。目前东部所有的矿山和矿山企业勘探的深度，一般都在５００米以上，５００米以下的第二找矿空间还没有涉及。南非、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矿业勘探和开发的深度已经达到了２０００米。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中国铁矿已查明资源储量６０７亿吨，而预测未查明资源在１０００亿吨以上，其中近一半分布在东部。此外，海域３００万平方公里的勘探工作基本上属于空白。因此，如能转变生产方式（由粗放转向内涵，由资源密集转向智力密集，稳步扩大劳动密集），调整发展战略（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由"世界工厂"转向"世界设计室"、"世界办公室"），稳定与扩大供给，相对降低需求，中国矿产资源需求就完全有可能立足于国内，从而有效摆脱在矿产资源、大宗原材料市场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谁也不会否认，"中国因素"对国际市场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影响并不等于影响力。中国现在虽然对全球矿产资源市场影响很大，但影响力薄弱。因此，中国必须整合国内生产与贸易企业，实施联合采购或干脆建立价格联盟，充分利用全球采购优势，形成影响力，集中体现于增强谈判能力，实现左右和主导相关国际市场价格。必须充分利用中国作为众多原材料的集散地以及良好的现货市场这一条件，强化金融力量，大力发展大宗原材料的期货市场，进而使中国期货市场成为国际众多大宗原材料的定价地，并力争成为全球大宗原材料的交易中心和定价中心，掌握大宗原材料市场竞争的主场权和话语权。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已经三十年了，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现在，该是总结经验与教训的时候了，该是脱离羊肠小道而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的时候了，该是把"中国因素"的消极影响变成积极影响力的时候了。（江 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