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编辑:杨裕峰]

第二，大部制能不能有效遏制部门利益，也成为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大部制机构设置有可能把部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相互扯皮问题，通过改变组织形态来加以抑制。过去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决策周期长，制定成本高，协调沟通困难，原因就在于受到了部门利益的严重影响，所谓“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导致政府运行成本太高、效率太低，甚至把部门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有人担心，大部制改革可能把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如果一个部门变为一个超级部，权力很大，对它进行监督恐怕更加困难。比如有人说，目前的发改委就是把若干政府部门整合到一起的“大部”，据观察，很多地方官员现在不跑国务院，只跑发改委，要钱、要物、要政策，使得发改委成了“小国务院”。大部制改革会继续走发改委模式吗？笔者认为，发改委模式不能简单等同于大部制，两者是有差别的。发改委主要是国务院的综合协调部门，几乎和每个专业部门都有关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教育部等，所有这些部门都和发改委的某个处、司相对应。实际上，在我们这样的管理模式下，发改委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如何发挥综合协调职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也可以进行广泛的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我国发改委的运作模式不是大部制的模式，倒是要对这种管理运行模式，进行认真研究和反思，进行相应的改革。举一个例子，2003年政府机构改革中，我们把专门负责经济体制改革的部门合并到了发改委，现在看来，这样把整个体制改革方案设计的部门放在一个机构内，不一定合适，这个部门应该是超越部门利益的，如果放在一个政府部门内，很容易受到部门利益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改革政策的公正和公平。

第三，大部制改革可能会牵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真正的大部制也许很难确立。从更深层次来看，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和方向，最终必然会涉及和涵盖到党政、人大等系统，因此是跨党政的，甚至要考虑党的权力和政府权力的对接，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比如文化部、广电总局与中宣部的关系，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与政法委的关系，中组部与人事部的关系等。过去这些年来，我们把中纪委与检察部合署办公，联动作战，成效显著，如何进一步整合党政部门，也许是下一步大部制改革中应该思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把行政体制改革方案纳入到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从国家权力结构上进行调整，也许更具有长远性。

第四，大部制改革的策略和方法也至关重要。应该看到，大部制改革的最大阻力，仍然是多年来被强化了的部门利益。比如在今年两会期间，有的人大代表建议将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国务院中医药管理局整合为一个“人口与健康委员会”，但真的要这样整合恐怕难度还是很大的。不管这个动议能否被采纳，但这明显是一种大部制的思维。另外，“大部”内部的决策、执行、监督机构如何设置，权力如何划分？我们过去毕竟没有这方面经验，所以改革的策略和方法就显得很重要。

在我看来，中国的大部制改革很难一步到位，而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应该选择那些职能交叉突出、涉及公众、服务对象广泛，外部呼声比较大的部门开始，然后逐步扩大，而且一定要把结构调整和功能的定位进行有机的结合。建议中编办在设计机构改革方案时，要建立一个直属于中央编制委员会的高层专家委员会，借助专家力量，加上民众的讨论，使整合性的大部制方案经过充分论证，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减少领导者个人喜好的因素，也能够坚持科学性，立足长远，用智慧和制度规范大部制的改革。(汪玉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