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编辑:杨裕峰]

俞可平：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改革开放的窗口。但是，广东的发展也到了新的历史阶段，面临新的问题。而且，发展程度越高困难越大，解决这些问题无可循之道，只能靠解放思想，用新的思路来解决。我总认为，解放思想从30年前提到现在，甚至到将来都不会过时。

记者：但“解放思想”有时在老百姓看来，可能感觉比较虚。

俞可平：解放思想不是因为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不是空谈，关键要取得效果。我认为，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改革，特别是制度的改革，要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举措，否则，解放思想只是一句空话。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一点，解放思想必须去做，必须体现在制度改革上，能够增加我们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

关于民主政治

《民主是个好东西》并非突发奇想，但整个成文只用了两个小时，发表前知道会有反响，但没想到反响会这么大

记者：很多人都对您那篇著名的《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写作背景很感兴趣。是什么诱发了您要写这样一篇文章？

俞可平：这个问题好多朋友都问过我。初衷是什么？我想我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想纠正一些在民主问题我认为是不正确的认识。在民主问题上有很多争议，有一些是偏见。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有责任纠正那些不正确的认识。我既写了民主的优点，也写了民主的不足。

我非常坦诚地告诉大家，我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绝大多数网评和来信都是支持的。但也引起了争议，甚至招致批判。我非常高兴，这篇文章能引起争议。

在批判的文章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分别来自两个极端。第一种批判说，我写的这个东西，就是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作辩护，是“伪民主”或“假民主”。有人在境外网站上写专栏文章“俞可平民主思想批判”，从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五、之六，已经到了之七。另外一种正好相反，说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鼓吹超阶级的抽象民主观，是用资产阶级的理论来否定共产党的理论，其险恶用心就是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这也是我的期望所在――我写的一个东西，既有来自极右的批判，也有来自极左的批判。缺少一个，我都感到很遗憾。这说明了我的文章避免了这两种极端。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避免这两种极端。

记者：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连我们这种政治门外汉都看得懂，“扫盲”之作。

俞可平：我认为一位关注现实问题的学者应当会写两种文章，一种是写给普通读者看的，要深入浅出；一种是给专业人士看的，可以用一些专门术语。我总认为，我们说话要让别人“听得懂”才行。

记者：有人说，读《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仅读到了学人之思，仿佛也读到了一个国家的立场，更多的弦外之音。对此，您当初写这篇文章时会预料到吗？

俞可平：知道会有反响，发表之前我也曾给圈内的一些学者同行看过，但没想到反响会这么大。这也说明，大家开始更加热切地关注中国的民主政治问题。

记者：您曾提出在增量民主的发展中需稳步推进政治改革，这几年来您也一直致力于地方政府创新。从近四届的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名单来看，好像江苏、浙江，甚至是四川的获奖较多，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创新更为活跃？

俞：你们广东也不少啊，主要是深圳。我们和深圳一直有合作，他们本身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思想一直比较活跃，在制度创新方面有不少成果。

记者：今年春节广东省委书记、省长用网络语言给网民拜年，欢迎网友来“灌水”，对政府有何意见来“拍砖”，这也是种创新吧？

俞：这很好，是一种亲民的方式。我经常跟学生讲，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大臣，老百姓能记住几个，他们最记得那些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做出贡献的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政治家和那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亲民官员。用网络语言给网民拜年，就是充分倾听民意的一种方式。

 

关于自己

我不是什么“文胆”、“智囊”，早上六点起床晨读，晚上基本不应酬，但也会看电视，哪个流行看哪个

记者：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让“俞可平”这个名字闻名天下，有人称您为十七大后中国最耀眼的政治学者，媒体在介绍您时也常喜欢给您贴上“文胆”、“智囊”这样的标签，加之您行事的低调，更给人神秘的感觉，对外界的种种评价甚至某些猜测，您自己是怎么看的？

俞可平：我不是什么“文胆”、“智囊”。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成为中央的“智囊”或“文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和中央编译局一名分工负责理论研究的领导。

记者：这几年您的研究成果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