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编辑:杨裕峰]

俞可平(打断)：我去国外演讲时曾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中国大陆有个风气，就是由领导带领团队做研究，研究成果挂领导的名字。您每年发表这么多的研究成果，涉及的领域广泛，而且都比较前沿。您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成果，是不是也是别人做的研究，您挂的名字？我当时说，只有我做过的东西不署我的名字，但肯定没有别人做的，写我的名字。

记者：这些研究成果纯粹是学人之思，还是受命于官方甚至来自于执政党的核心机构呢？

俞可平：中央编译局是中央的直属机构，是党中央在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思想库和智囊团。当然要承担中央交办的翻译与研究任务。我作为中央编译局的一名研究人员和中央理论工程的一名首席专家，也要承担中央下达的研究任务。但我公开发表的观点，都只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

对了，大年三十我还收到一个好消息。德国的杜伊斯堡大学学术委员会，一致通过决定，授予我以该校的名誉博士学位。我有点诚惶诚恐，因为我知道，国外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通常是授予那些德高望重的硕儒和其他领域的杰出人物，提名和评选程序相当严格，我怕受之有愧。

记者：这个名誉博士学位，您觉得是因为您的学术研究呢，还是因为您这个人物在当今中国政界的影响力？

俞可平：当然不是什么影响力，更谈不上我在政界的什么影响力。纯粹是因为学术研究。如果因为在政界的影响力，他们就会授给政治领导人。他们授予这个名誉博士学位，表示他们对我的学术研究成果给予积极的肯定。

记者：其实这些年来您的研究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例如“人权”、“公民社会”等概念的提出，就有人批评你“自由化”，还受到过有关单位的调查。

俞可平：我内心一直很平静，因为我坚持认为，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应该接受这种普世价值。我不仅这样想，也一直努力倡导一些新理论。慢慢地，“人权”、“公民社会”等新观念就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现在已成为社会共同的声音。

记者：听说您平时吃素，这是个人生活习惯还是来自某种信仰？

俞可平：纯粹是个人生活习惯，从小饮食就很清淡。

记者：现在还保持晨读的习惯吗？

俞可平：是啊，我觉得早上读书很好，有些事情坚持下来，定下规矩，强迫性就变成一种乐趣了。我每天睡五六个小时，晚上一点钟睡觉，早上六点起床，天天如此。

记者：您的晚上都是用来做学问吗？

俞可平：我晚上基本上不应酬，主要是做学问。但也会看电视，那些电视剧我也会看，哪个流行看哪个，《闯关东》，《士兵突击》，我都看过。但是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一般没时间看完。美国的一些大片我也会看，通过它们了解社会，了解民情。我每次坐飞机前还很喜欢买流行小说看。

记者：经常上网吗？会去论坛灌水吗？

俞可平：我上网可能比你们还多，但我不会去论坛灌水，我会关注网上的观点。

记者：您给人感觉特别开朗、阳光。

俞可平：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有人觉得我是不是不太了解民声疾苦才这么乐观。其实，我来自农村，我父母亲和兄弟姐妹都还在农村，我当然知道中国的国情。而且在我这样的位置上，每天也都能读到很多负面的信息。但我总认为，中国走过这么多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实在太大了。我很高兴，这个国家天天都在进步。

俞可平眼中的南方报业

“你们是负责任的媒体！”

昨天下午，趁着到广州参加广东青年论坛的机会，俞可平来到一直关注他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管委会主任、社长杨兴锋，集团总编辑王春芙等“零距离”接触。

虽然旗下报刊数次与其联系，希望采访，都被他一一婉拒，但在俞可平眼中，南方报业与包括他在内的广大学者一样，有着同样的价值取向和追求，既贬恶又扬善。所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来南方“还债”了。

“媒体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我每天都读很多报刊，但你们集团很多报纸很多报道我都是慢慢地看，认真地读，因为你们的报道不但有深度，有预见性，而且很多文章是以记者的角度，对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对社会的发展有所担当，是负责任的媒体。”一坐下来，俞可平就毫不保留地表达了自己对南方报业的印象。

“南方报业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担当’，为这个社会，为中国的未来担当。集团旗下好几份报纸提出的办报口号都有‘勇于担当’的理念，做有深度、高品质的报道。”杨兴锋介绍说，南方报业的报纸之所以能叫得响，主要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精神支撑。

对此，俞可平十分赞同。他说，媒体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既要贬恶，也要扬善。在这一点上，南方报业和他们做学者的一样，是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