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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和谐世界”的理论超越
相比迄今为止的各类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和谐世界”理论体系从一开始就实现了多方面的创新与超越。
20世纪无疑是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产生、发展、繁荣并形成理论体系的世纪。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大破坏,以及“冷战”时期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核对抗,促使人们普遍思考:人类为什么无休无止地征战杀伐?创造了高科技和大繁荣的人类,会不会在无休无止的冲突与矛盾中走向毁灭?利益不同的地球子民们如何共存共处?如何避免战争、寻求人类永久和平?
然而,20世纪兴起的形形色色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学说、抑或20世纪后半叶以来风靡一时的建构主义学说,都未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
从理论繁荣与创新的学理视角来看,中国倡导“和谐世界”的理论意义在于,一个崛起中的中国,第一次就国际关系、战争与和平、人类的前途与命运等重大理论问题,向世界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系统观点与理论框架。
相比迄今为止的各类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和谐世界”理论体系从一开始就实现了多方面的创新与超越。
从研究“单位”看,迄今为止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都未能超越“国家”、“文明”或“国家集团”等狭隘视角。素有现实主义理论大师之称的摩根索,其理论体系以“国家”为研究单位,而以视野开阔著称的汤因比、亨廷顿等人,其理论体系也不过是以“文明”为研究单位。
与这些理论相比,“和谐世界”理论从一开始就以“世界”、“全球”、“全人类”为研究单位,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甚至文化、文明视角。它是一种更宏大、更久远、站位更高的全球视野,是一种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全面思考,而非以某一族、某一国、某一个区域或某一文明的狭隘利益为出发点,从而也就能够超越权力、敌友、对抗和权谋等现实主义思维。
从理论内涵看,“和谐世界”理论较之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所包含的哲学内容更丰富、也更有时代感。以往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是探讨人与人(也包括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谐世界”理论不但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也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方面,“和谐世界”追求人与人、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社会和谐,包括多种文明、多种文化、多种政治社会制度多元共处,承认多样性,反对“一元性”;另一方面,“和谐世界”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包括人类共同保护环境、共同追求繁荣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等。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也纳入国际政治理论体系,这是“和谐世界”理论的又一个理论贡献。
从理论的文化积淀和丰厚程度看,“和谐世界”理论所由产生的历史文化基础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但产生于21世纪人类困惑于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面临诸多不和谐、迫切需要新答案的转折时期,也产生于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加速崛起之际。
“和谐世界”理论渊源于5000年中华文明的优秀成份,并使之与时俱进,融入21世纪的世界现实。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以天下观天下”、“四海一家”、“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等优秀思想结晶,以及“包容”、“宽容”、“和为贵”、“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优秀道德准则在“和谐世界”理论中推陈出新,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使得“和谐世界”理论因而具有了其它国际政治理论所不具备的丰厚的、令人信服的历史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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