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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夏，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代表的支持下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公开进行“西藏独立”活动。消息传出，遭到全国人民的同声谴责，国民政府也发出严正警告，西藏地方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向国民政府报告改变原议。1947年3月在新德里举行“泛亚洲会议”，英帝国主义幕后策划邀请西藏派代表参加，在会场上悬挂的亚洲地图和万国旗中，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对待。经中国代表团提出严重抗议后，会议组织者不得不改正。

1949年底前后，美国人劳尔·汤姆斯以“无线电评论员”名义在西藏探索“华盛顿给西藏以可能的援助”，并在美报刊上报道：“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的国家。1950年上半年，一批美国枪支弹药经由加尔各答运入西藏，用以对抗中国解放军进藏，同年11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诬蔑中国解放本国领土西藏的行动是“侵略”。同月，美国指使他国在联合国提出干涉中国西藏的提案。由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和一些国家的反对，这个阴谋没有得逞。

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事实清楚地说明，所谓“西藏独立”完全是新老帝国主义者出于攫取西藏的野心而挑动起来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早年曾指出：“帝国主义利用西藏人民反对满清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情绪，进行各种诱骗和挑拨，企图使西藏人民脱离祖国而处于他们的压迫和奴役之下。”

1959年武装判乱是怎样发生的

和平解放前，西藏实行的是上层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西藏的广大农奴迫切要求挣脱农奴制的枷锁。和平解放后，许多上中层的开明人士也认识到，如不改革旧制度，西藏民族断无繁荣昌盛的可能。中央人民政府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情况，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十七条协议”规定，这种改革中央不加强迫，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1957年1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印度期间又向达赖、班禅及随行的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转交了毛泽东主席的信，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1962年)不搞改革，过六年之后是否改革，仍然由西藏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

但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根本反对改革，试图永远保持农奴制，以维护既得利益。他们蓄意违背和破坏“十七条协议”，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1952年3、4月间，西藏地方政府的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暗中支持非法组织“人民会议”在拉萨骚乱闹事，反对“十七条协议”，提出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1955年，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在当时的西康省藏区秘密策划煽动武装叛乱。1956年，该区叛乱开始，叛乱分子围攻地方政权机构，残杀工作人员和群众数百人。1957年5月在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的支持下，成立了“四水六岗”叛乱组织，稍后又成立号称“卫教军”的叛乱武装，提出“西藏独立”及反对改革的口号，叛乱活动愈演愈烈。武装叛乱分子窜扰昌都、丁青、黑河、山南等地区，杀戮干部，破坏交通，袭击中央派驻当地的机关、部队，并到处抢掠财物，残害人民，奸淫妇女。乃东宗一个名叫东达八扎的商人，因不肯参加叛乱，叛乱分子把他和妻子抓起来，吊打过后，将东达八扎杀死，将他妻子强奸。当时的旧西藏地方政府也承认，很多群从因遭叛乱分子残害向他们告状，仅1958年8月，就有70多起。

中央人民政府本着民族团结的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办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并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表示，“中央不改变西藏地区推迟改革的决定，并且在将来实行改革时仍要采取和平改革的方针”。但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看作软弱可欺。他们宣称：“九年来，汉人动也不敢动我们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我们打他们，他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只要我们从外地调一大批武装到拉萨，一打汉人准跑；如果不跑，我们就把达赖佛爷逼往山南，聚集力量，举行反功，夺回拉萨；最后不行，就跑印度”。

西藏的武装叛乱，从开始就得到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美国人诺曼·C·霍尔著《美国、西藏和中国》披露，195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旅居国外的藏人中挑选六名青年，送美国的关岛，接受识图、收发报、射击和跳伞训练。此后，美国又在科罗拉多州海尔营地分批训练“康巴游击队员”达170人，经训练的“康巴游击队员”被分批空投或潜回西藏，“建立有效的抵抗运动”，“反对中国人的占领”。1975年9月5日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所载《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西藏的阴谋》一文记述：1958年5月，首批受美训练的两名特务携带电台到叛乱头目恩珠仓·公布扎西设在山南的总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不久，美国即在哲古地区空一批武器弹药给叛乱分子，计轻机枪20挺，迫击炮2门，步枪100支，手榴弹600枚，炮弹600发，子弹近4万发。这一时期，美国还从陆路偷运大批武器弹药供给盘踞山南的叛乱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