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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埠，外国侵略者根据不平等条约，在通商口岸建立了租界。随着大批外国侨民向租界的日渐涌入，西餐开始进入了中国。最初，西餐馆在中国被称为番菜馆。番菜馆最早出现在广东，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在这些城市也日渐出现了一些番菜馆。

最初，番菜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侨居中国的外国人。上海的番菜馆最早集中在虹口路、徐家汇一带，这里为外国人聚居地;在北京，《北京条约》规定西方国家的使领馆集中在东民一带，所以番菜馆也主要集中在这里。有的番菜馆甚至还请使馆的厨师掌厨。

在饮食习惯和饮食风格上，中西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餐喜好将鸡、鸭、鱼、肉与蔬菜一起烹饪，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东方人偏重于综合思维的体现，而西餐是将各种蔬菜肉类分而烹制，则是西方人注重理性分析的反映。在进食方式上，西方人实行分餐制，中国则为合餐制，这也是中国人传统的家庭观念使然。

而中西方人在饮食构成上，则又是各有千秋。正如《黄帝内经·素问》所说的那样: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俗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几千年来，除了西北畜牧业较发达的少数民族的饮食以肉食和奶酪为主外，大部分中国人的饮食一直保持着这一结构。而西方人则完全相反，他们主要以面包、肉食和奶类为主食。

由于中西方饮食习惯的差异，西餐最初在中国受到的是冷遇。同文馆译员张德彝第一次登上由天津驶往上海的洋人轮船时，才第一次尝到西餐。但是他认为:“盖英国饭撰，与中国迥异，味非素嗜，食难下咽，甜辣苦酸，调合成撰，牛羊肉皆切成大块，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鸡鸭不煮而烤，鱼虾味辣且酸，一嗅即吐。”以至于同船的国人一听到开饭的铃声“便大吐不止’。可见，当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吃西餐无异于“茹毛饮血’，一般。与此同时，仍有一些中国人怀着对西餐的新奇感而趋之若鹜去品尝西餐。但是社会主流仍对西餐怀有排斥心理。

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这是因为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也日益加深，因而对西餐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认为“西人饮食最不苟，常以养身为主”，一些西餐馆也出现了“华人兼亦往食焉”)的现象。该书成于1876年，可见，在当时抑或之前，就已经陆续有华人去西餐馆就餐了。及至后来，竟然发展到“裙屐少年，往往异味争尝，津津乐道’。当然，这里有很大成份为猎奇者的行为。到了19世纪90年代，“向时华人鲜过问者”的西餐则出现了“裙屐少年，巨腹大贾，往往携姬挚眷，异味争尝”的局面。由于西IN"人各一肴，肴各一色”，“分曹据席，，用餐方式极为文明，使当时不少的文人也成为了番菜馆中的常客，孙宝暄就对上海四马路上的一品香番菜馆情有独钟，甚至于还在那里款待过康有为。随着人们崇洋心理的日渐强化，上番菜馆就餐遂成为了中上阶层讲排场的一种方式。“光宣之交，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甚至于就连光绪的老师翁同于床在宴请俄国使臣的时候也是准备了“西宾馆洋菜……洋人来指摩，一切皆洋式’, 可见，去番菜馆吃西餐在此时已经成为了官场之中的一种时尚。当时不仅官场如此，甚至就连下层百姓也对西餐是好感有加，一些外国人抓住这些人的心理，便开设简易的番菜馆，如上海四马路胡家宅有一家日本番菜馆，每客大菜只需五角钱，还备有咖啡、水果，不过质量实在是难以恭维，尽管如此，这类小餐馆还是门庭若市。

随着西餐的日渐普及，一些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也走进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事实上，西式食品很早就进入了中国。1853年，英国商人在上海开设的老德记药房就开始生产冰激凌、汽水等西式食品，主要供应对象为在上海的西方人。咸丰八年(1858)，英人埃凡在上海创办了埃凡馒头店，开始生产面包和糖果。5年后，他在上海开设埃凡洋行，生产啤酒。此后，又有咖啡、奶茶、香槟、冰棒、冰激凌、饼干、蛋糕、罐头以及葡萄酒、白兰地等相继传入中国。西人随之又在中国开设了多家工厂生产这些产品。

最初，这些食品的消费群体也是主要面向西方人。不过，随着西方生活方式的日渐被接受，这些食品方便的食用方式和其亦为美味的优点很快显示出来。正因为如此，西式食品在中国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喜欢，并成为人们餐桌之物和待客极品。在有些文士家中，甚至还以“西洋名酒’，以飨朋友雅集。随着西式食品在中国的大受欢迎，以华人为主的西式食品生产厂家也日渐多了起来。最终，在中国人的饮食形式上出现了中西并举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