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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３月４日电（“新华视点”记者李柯勇、许雪毅、万一）“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多了，这是扩大百姓民主权利的又一个明显例证。”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湖北农民朱建华说。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近年来，百姓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程度日益加深，在越来越多的公共事件中，政府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正在形成。参加今年两会的代表、委员认为，应进一步创新机制，完善法制，为百姓享有更多民主权利创造条件。

让百姓听到真正想听的

不久前，昆明市公布领导干部电话一事引发舆论热议。有人拍手称好，有人斥之为“作秀”。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认为：“即使是作秀，只要能坚持下去，就值得赞赏。无论从政府广开言路的角度，还是从满足百姓知情权的角度看，此举都具有破冰意义。”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是发展民主政治的前提。”全国政协委员吕建中说，只有把领导干部的工作情况尽可能透明地摆在人民面前，才能真正让监督权利回归民众，提高领导干部的服务意识和自律意识。

全国人大代表戴仲川认为，２００３年非典后，及时公开信息，成为我国处置公共危机的通行做法。近年来，我国政府信息透明度有了很大提高，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确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一些地方通过网络定期披露政府工作，都可圈可点。

但是他同时指出，这些好的举措在实际执行中却常常走样。有的部门把新闻发言人制度变成挡箭牌，大家不想知道的，大说特说；大家都想知道的，无可奉告或者答非所问。政府披露什么、披露到何种程度，应该站在百姓的立场，尽量为百姓解疑释惑。否则，谣言四起，反而不利于政府做工作。

多位代表委员注意到，目前，百姓与部门、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仍是一些地方存在的问题之一。一些地方出现的政府采购暗箱操作、企业改制国有资产流失、房价不正常上涨、一些腐败案不能及时发现等等都可由此找到源头。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戴仲川代表说。

让百姓充分表达利益诉求

“这次来北京，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农民工兄弟姐妹们的心里话带上人民大会堂。”上海市历史上第一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朱雪芹说。她所提建议的主要内容是呼吁加大农民工医保和社保力度。

三位农民工首次当选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被认为是拓宽百姓表达渠道的一个标志。

“这两天，我看见很多报纸用较多版面报道基层代表的意见，这说明老百姓的声音越来越响了。”朱建华代表谈到他的感受。

戴仲川代表则看到了网络的巨大作用：“现在中国的网民好几亿，人数越来越庞大，各级政府都在发展电子政务，扩大人民的表达权。一些部门通过门户网站征集民意。网上的各类博客也让百姓有了更大的发言空间。”

代表、委员同时指出，现有的表达渠道，深度和广度与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全国人大代表章联生发现，有些地方公布了信访、举报电话，但是形同虚设，没人值班，电话没人接。很多“市长热线”都是值班员在接听，“市长热线”没市长。这位农民代表说，正常表达意见的渠道不畅通，群众就会寻求不正常的诉求渠道。

全国人大代表吕忠梅说，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公众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水平还比较低。以环保为例，尽管我国公众参与环保事业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有很大的进步，但在现行法律中只有抽象、原则性的规定，还没有形成一项具体的、有保障措施的制度。

要让百姓在各项社会事务中真正说得上话，仅靠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性措施是不够的，必须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安排。接受记者采访的代表、委员都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让百姓说了不白说

来自福建的章联生代表谈到去年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厦门海沧ＰＸ事件。他认为，厦门市政府以开明态度应对公共危机，努力创造一个民众与政府、企业平等对话的平台，达到了“多赢”的效果。这种充分尊重民意的做法值得各地政府借鉴。

近年来，社会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从去年开始，国务院在每次全国两会召开之前都要专门召开基层群众代表座谈会，就《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听取普通百姓意见。

然而，多位代表、委员对目前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主要形式——听证会制度提出批评：“现在的听证会多数还是‘逢听必涨’，由于公开性不够、公众参与人数不足、缺乏代表性等问题，多数听证会的结果并不利于消费者。”

吕忠梅代表讲了一个例子。去年，有一个城市在居民小区附近建设垃圾焚烧场曾引发强烈争议。此前建设方在论证时也组织过“民意调查”，竟然只发放１００份调查表，收回８５份。“民意调查”的结果是同意垃圾焚烧项目的居民占７１％。这引起小区居民的强烈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