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走下坡路，连打败仗。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根本不懂军事，便把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提出了“短促突击”的新战术，遭到红军将领的普遍反对。

林彪、聂荣臻也对这种新战术感到恼火。李德坐在瑞金指挥红一军团进攻南丰，连迫击炮放在地图的哪一根曲线上都规定死了，结果险些造成全军团的覆没。两人商量后联名给中央军委发电，明确建议：“诱敌和放敌大踏步前进，以便我主力在敌运动中消灭之”。结果，遭到军委严厉批评。军委告诫林、聂要坚决服从命令，不要脱离中央的轨道从而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接到回电后，林彪的态度变了，他开始专心钻研新战术，提出了27条实施措施和注意事项，从而获得了李德的赞赏。广昌战役打了不到18天，一军团就损失了五千五百余人，占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聂荣臻多次看见林彪捧着人员伤亡统计表愁眉苦脸。但他没想到，饱受新战术之苦的林彪却在广昌战役之后发表了鼓吹李德战术的《论短促突击》。

彭德怀与林彪同是军团长，他无法忍受军团战士无辜送死，就找到李德说：“你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李德大骂彭德怀“封建”，威胁要撤他的职。在李德面前，彭德怀宁可上军事法庭，去坐牢，被枪毙，也不愿低头，而林彪则弯下了脊梁。对此，被罢黜闲居的毛泽东十分伤心，他感叹道：“一个是硬汉子，一个是嫩伢子。金子不能比铜哟！”

1935年1月，中央在遵义召开会议，中央常委进行重新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领导小组。与聂荣臻在会上态度鲜明、积极发言相比，林彪基本上一言不发。因为会上受到大家集中抨击的短促突击战术，正是林彪一度热心鼓吹过的理论。

遵义会议后，军事顾问李德由“太上皇”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想起了曾经信奉过新战术的林彪，于是要求跟随红一军团行动。用他的话说，就是要“通过在前线的亲身体会，了解毛泽东推崇备至的中国内战的战术”。李德拉着驮满特殊食品的马匹，兴致勃勃地来到红一军团，谁知林彪对他冷若冰霜。

林彪指定军团管理科长负责照顾好李德的生活，说完便不再理他。伍修权曾是李德的翻译，遵义会议后不久到一军团看望李德。李德一肚子气无处发泄，见伍修权拿了他桌上的一个核桃，便勃然大怒：“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和我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伍修权不明就里，聂荣臻告诉他：“李德被林彪气昏了头，见谁咬谁。”

林彪下了黑手

新中国成立后，林彪与聂荣臻的境遇大相径庭。由于称病拒绝挂帅出兵朝鲜，毛泽东让他专心养病，林彪退到了政治舞台边角，成为清闲的旁观者。而聂荣臻则代理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彭德怀筹划抗美援朝战争，成为当时最忙碌的人。

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十年。随着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彭德怀被罢官，林彪趁势而上，担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到了“文革”中间，林彪对聂荣臻下手了。

1968年3月22日，林彪下发两个命令，一个是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了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所有职务；另一个命令是任命他宠信的黄永胜为总参谋长。由于有意封锁，如此重大的人员变动，身为军委副主席的聂荣臻事前竟毫无所闻。杨成武是聂荣臻指挥华北野战军时的主要战将，林彪和康生要挖出杨成武的“黑后台”，其矛头所指，不言自明。

4月6日，聂荣臻觉得有必要把事情搞清楚，便打电话找林彪。电话是叶群接的。“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是谁？”聂荣臻直截了当地问。“并没有点名嘛。”叶群回答得很艺术，反正当时社会上“炮轰聂荣臻”轰得厉害，让群众去轰，轰倒谁就是谁。

聂荣臻感到事态严重，便于4月7日直接给毛泽东上书，说明自己对杨成武的看法和历史上同杨成武在一起工作的情况。四天后，毛泽东在聂荣臻的信上批了十六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不久，毛泽东又当面安慰聂荣臻：“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六个月后，林彪第二次将黑手伸向聂荣臻，理由是他参加了“二月逆流”。1968年10月26日，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和李富春等老同志说成是反党集团，并分成两个摊子，说聂荣臻与叶剑英、徐向前是一个团伙。

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聂荣臻忧怒交加，因病住进解放军总医院。叶剑英打电话给聂荣臻的夫人，说：“你转告聂老总，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

[网络采编:张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