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一连串社会上广为热议的事件和话题，近来不断有朋友询问我的看法。说老实话，我基本上怀着一种失望的心情冷眼旁观。郁积得久了，干脆把零零星星的想法写在以下这篇文章里，也算是对看得起我的朋友们作一笼统交代。

    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具体原因和逻辑的，而在它们的光鲜外表背后，一定深藏着更为复杂和不那么光鲜的动力机制。相信这是有基本生活阅历的人士都心知肚明的。不过，撇开这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谈，我发现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发生的大部分变化都有一个显著的共性，那就是“不准”——从不准网络游戏魔兽上线到不准发黄段子短信，再到不准为他人买火车票。当然，还有昨天刚刚不准的驻京办，以及很可能马上就要不准（准确地说不是不准，而是限制）的购买“第二套投机性住宅”……

    用更学术一点的话老说，这些不准，说到底其实就是通过国家的行政手段使得一些人或团体从事某些活动时变得更为困难或完全不可能。

    首先我要承认这样一个前提:当下的中国的确到处都是问题，需要不准的事情的确太多了。就拿一段时间以来民意沸腾的驻京办来说吧，它们拉关系、走后门、搞腐败……败坏了党风、损害了政府形象，老百姓怎么能看得下去？党中央怎么能坐视不管？

    然而一旦再多长个心眼继续分析下去，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年来所有的不准，几乎全都是针对“权利”而不是“权力”的。所谓权利，是指公民、社会组织、甚至也包括某些具体的政府部门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可以做什么事情的自由；而所谓权力，是指政府（或法院、议会）剥夺一部分人或组织享有这些自由的能力。

    许多人可能永远都搞不清楚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我需要再说一遍，中国当下无处不有的乱象说明:需要不准的事情确实太多了。然而，不准了以后，乱象就真的会消失、公正合理的秩序就真的会出现吗？仍然来看看驻京办吧。相信很多人都明白，“跑部钱进”是那么多驻京办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如今，“钱”仍然在“部”里，并且仍然有待审批和下拨，“不准”了驻京办难道就能“不准”请客送礼、索贿受贿？因此，驻京办何辜？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把发改委、财政部……那里的那些掌握着地方项目、转移支付生杀大权的含金量丰富的橡皮图章统统没收，或锁进层层有人设卡的保险箱里，看驻京办们还不自动消失？

    遗憾的是，这永远只能是假设，事实情况是，“已经设立的地级市、地区、盟、州人民政府驻京联络处，确因工作需要，经所在省（区、市）人民政府核准后可予保留。”当然，还需要许多专门的办法和部门加强对驻京办的管理和监督。实在是具有讽刺意味:驻京办原本正是冲着那些沉甸甸的橡皮图章去的，现在，因为该死的驻京办造成了诸多乱象，所以，要治理这些乱象，就需要加刻更多对付驻京办本身的橡皮图章！

    因此，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想说的是:当下的中国，最迫切应该、甚至唯一应该“不准”的不是其他，而正是不准权力随意对权利说不准。但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真实的情形正好相反。换言之，应当被限制的是权力，实际上被限制的却总是权利。其他那些令我失望的事件究其根本性质也是大同小异。

    但对我来说，最失望的还不是事件本身，而是社会上的许多人似乎是满怀期待，无比真诚地向这一个紧接一个的“不准”高声欢呼。他们大概认为，眼下这个可恶的高房价，全是那些可恶的有钱人炒上去的。有的时候我真想问:难道我们真的就那么想要回到那个所有事情都由政府一手包办的“公平”的时代吗？在我的记忆中，那个时代最让人神往的“公平”是:每个成年人一个月该吃多少粮食都是被规定的，好象是29斤半，没有人被准许多吃半斤。

    说起来也难怪，中国人从2000多年的大一统皇权政治中继承得来的所有精神遗产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要想实现善治，要想改进社会事务，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各种办法塑造一个强有力的好政府。当然，这种精神遗产在接受过一些现代启蒙的一部分现代中国人脑子里，又发生了曲折而微妙的变异。我有时同一些关心国家民主法治的知识分子聊天，得到的总体印象是:在他们看来，要落实民主法治，唯一的办法就是那些具有现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先进”人士掌握政治权力。然后在他们的有力推动下，民主法治就落实了。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我翻遍古今中外的历史书，几乎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的民主政治的形成是服从这种路径的。相反，我看到的真实历史几乎全部都是:民间社会权利的兴起与不断扩大，通过各种博弈力量，不断地压缩和限制政府权力的空间，最终成功将后者驯服于一套普遍的法治之下。

    不久前离世的历史学家唐德刚曾经一再强调中国现代转型之困难，作为一个用心的读者，我的读后感便是:转型之所以难，就难在中国实在不具备这种适应现代政治的精神资源和社会结构。

    所以我一再地对那些一腔道义热情的评论者说，无论在哪里，明智的好政府永远都是人民可望而不必然可及的偶然福份，具有现代思想的明智之士掌权也不失为一件幸事，但这些都既非必要条件，更非充分条件。民主法治的真实落实，需要的恰恰是:要想办法使政府更小、更弱，不管它是好还是坏。已故的美国前总统里根在他的第一任就职演说中说过一句在我看来是20世纪最深刻的至理名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本身。

    很显然，只有权利的不断强大，权力的被束缚才具备坚实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国家早已实现民主法治的话，我们此刻应当坚决捍卫的，正是那些可恶的有钱人买第二套房的权利，不论他是用来自住还是投机。如果他们的这项可恶权利今天能够在大多数人的热烈拥护下被轻易剥夺，那么，明天我们的许多高尚权利也很难保得住。事实上，这些权利我们可能从来就没有享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