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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巴原大地走出的“红色三杰”

2017年10月21日 10:10:00 来源:太行日报·晚报版

  □本报记者 陈马利

  在泽州县巴公镇山耳东水库畔,距革命烈士陈立志纪念碑不远的地方,山清水秀之处,翠柏绿竹之中,“泽州县党史党魂教育基地”的牌子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为纪念从巴原大地走出的“红色三杰”——周玉麟、陈立志、孔祥桢而精心打造的纪念馆,被泽州县命名为党史党魂教育基地。

  巴公“红色三杰”不仅是同乡,更是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革命同志,也是晋城党史上彪炳史册的人物。周玉麟是晋城籍第一个共产党员,陈立志是晋城第一个党组织的创建者,孔祥桢是晋城本土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共同的信仰,他们前赴后继。周玉麟是陈立志的革命领路人,孔祥桢是陈立志发展的共产党员,周玉麟和陈立志又是孔祥桢的入党介绍人。为了革命事业,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周玉麟为革命英勇献身,陈立志誓死不改变共产主义信仰,孔祥桢蒙冤受迫害始终一心向党坚贞不渝。

  他们是马克思主义在晋城的播火者,他们为晋城党组织的创立和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们的英名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泽州县党史党魂教育基地。资料图片

  今年7月,市党建观摩团在泽州县党史党魂教育基地参观。资料图片

  周玉麟:牺牲时年仅24岁 

  周玉麟

  1906年的一天,巴公村一个小商人之家降生了一个婴儿,他就是晋城党史上第一个传奇人物——周玉麟。周玉麟父亲早逝,由母亲抚养长大。他从小聪颖好学,但性格倔强,好打抱不平。

  1923年,周玉麟从晋城第一高小毕业,考入了太原省立第一中学。在校期间,他参加了山西学生“青年学会”,带领学生踊跃投身革命。那时候,周玉麟还与进步学生彭真、王瀛、贺其昌交往甚密,经常在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此后,他又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山西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在竭力宣传马列主义的同时,周玉麟还领导了多次学生运动。1923年,时任山西省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书记、兼学生联合会主席的周玉麟,就多次回到晋城、长治,帮助各学校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并在获泽中学、潞安府第四师范学校等地掀起声势浩大的学潮运动。此后晋东南大地的革命火种从此燃烧起来。

  1924年春,周玉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晋城籍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在国内军阀混战的年代里,周玉麟把晋东南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地,走到哪里,就将马克思主义宣传到哪里。

  周玉麟个子不高,但作为学生领袖的他斗争却很勇敢,不仅组织过万人集会,还带领学生冲向督军府,向督军府投掷石块进行示威。那是1925年春,阎锡山为扩充军备资金,制定出全省农村征收房税的政策,引起了各阶层群众的极度不满。周玉麟亲自带领着省城各学校的学生,发起抗征房税的运动高潮,他带领学生冲向督军府,高呼“除三害”口号,并向督军府投掷石块,进行示威。他还与陈立志等同学包围了征收房税的具体策划者省贾景德(省公署秘书长)、杨兆泰(省财政厅长)、徐一清(省银行总经理)三家的公馆。学生们抬着大梁,撞开了他们的公馆大门,一拥而上冲入室内,砸了他们家里的器具。这次抗征房税的学生运动,波及全省。各地各学校都在学联会领导下,有目的地组织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抵制阎锡山出台的在农村征收房税的政策。最终,阎锡山不得不画押签字,收回了征收房税的命令,反房税斗争取得了全面胜利。事后,周玉麟还被视为“小个子恐怖分子”,受到警方的严密监视。

  身为革命先驱,周玉麟更是发展了多名中共党员。1925年12月,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成立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周玉麟任宣传部长。根据周玉麟提名推荐,经中共太原地方执委通过,批准陈立志为晋东南特派员,并带着陈立志回到晋东南发展中共党员,开展党的活动。此后,在他们的发展下,孔祥桢、时逸之、陈荣先、王福裕、孙新、常文郁、王世清、王春、赵克宏、董鸿铭、张孝纯、范月亭等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火种燃遍晋东南大地。

  “干革命不怕流血牺牲,怕流血牺牲就干不了革命!”周玉麟多次发动反帝爱国的群众运动,当面对好友相劝注意安全时,他总是视死如归,斗争到底。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斗争矛头直指共产党。针对国民党在党内开始的“清党”,刚成立的中共山西省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凡在省城的共产党员尽快分散到农村去,抢占农村阵地,发展农村党的组织,利用合法名义领导群众进行反霸权的斗争,并通知全省各地、各级党组织立即停止公开活动,迅速隐蔽起来。周玉麟先是去了河南漯河躲避,但随后又重返山西,秘密做党的工作。他到新绛县纱厂去发动工人开展革命活动时被特务泄密,国民党政府在纱厂逮捕了周玉麟。临捕时,他镇定自若,将身藏的一份共产党员名单,一口吞服咽下,保护了一批中共党员。

  周玉麟在新绛县纱厂遭到逮捕后,被关押在国民党山西党部自省院。党部执行委员苗培成(晋城苗匠人)、自省院院长韩甲三(晋城金村镇黄头村人)二人企图以同乡故交为名,私诱周玉麟叛降,却遭到周玉麟痛骂。此后,二人又对周玉麟百般加刑,用尽各种毒辣手段,但终未使周玉麟有丝毫的屈服。国民党自省院只好将其押送太原陆军监狱继续受刑。狱中周玉麟仍带领蹲狱的共产党员,秘密组成了临时地下中共党支部,暗中和狱方进行斗争,由于他善战善斗,意志坚定,宁死不屈,所以,阎锡山政府暗中示意,对周玉麟百般折磨,暗下毒手。1930年周玉麟被摧残致死,年仅24岁。

  令人唏嘘的还有,当周玉麟的女友李巧兰听到他在狱中去世的噩耗后,悲痛欲绝。她去到太原陆军监狱,买上棺木将周玉麟的灵柩护送返回家乡巴公进行安葬。随后,李巧兰自杀殉情。周玉麟的家人按照她的遗愿,将其与周玉麟合葬一穴。

  陈立志:身首易分 信仰难移 

  陈立志

  陈立志是晋城第一个党组织的创建者,是晋城党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引导许多人走上革命道路,晋城早期的一部分党员都是他发展的,其中就有沁水的第一个共产党员、著名作家赵树理。

  陈立志是泽州县巴公镇山耳东村人。生于1904年的他虽出身富商之家,却乐于助人。从小在本村私整念书时,他就经常带着白面馍馍到学堂分给贫寒困难的同学们吃。1923年,陈立志同周玉麟一起考入太原省立第一中学,他始终追求真理、追求平等、追求民主、追求进步。

  1925年春,既是同乡又是革命同志的陈立志积极协助山西省学生联合会主席周玉麟,开展反对征收房税的学潮运动。同年五月,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太原后,陈立志联络晋城在太原读书的同学,成立了留并学生会,有组织地开展活动。他们分头走上街头进行大演讲、大游行、大示威,并向公众大力宣传反帝爱国主张。当时,他还向上海募捐了2000块银元,支持上海工人的大罢工斗争。

  1925年后半年,陈立志跟随周玉麟从太原返回晋城家乡,积极投身家乡的革命运动。他把中共中央机关《向导》及《中国青年)、《中国工人》、《政治周刊》等刊物带回晋城,在获泽、崇实两处中学秘密地进行传阅,并促使晋城三宜书店、大和堂书店也开始销售这方面的进步书籍,公开出售《中学生》、《小说月报》、《独秀文选》、《呐喊》、《狂人日记》,使马克思主义革命的书籍在晋城扎根落户,革命火苗在晋城点燃。同年冬天,由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周玉麟提名推荐,经中共太原执委通过批准,任命陈立志为晋东南特派员。之后,他帮助获泽中学、崇实中学先后成立了“学生联合会”,随后又发动这两处中学的学生,有组织、有步骤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查封了“亨得利”“光华兴”等商号的日货。他还秘密发展中共党员,不断壮大党的革命队伍。

  1926年4月,陈立志在晋城创建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小组——获泽中学党小组,并任组长,隶属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时年5月,他在此基础上改建成晋城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晋城获泽中学党支部,并任书记。这之后,陈立志又去到大德针厂、高都垂棘小学、东常村、南马匠等发展党员,建立起四个党小组。由此,晋城共产党员迅速发展到40余人。

  1927年1月,经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批准,在晋城获泽中学成立中共晋东南特委,陈立志任书记。为了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推动晋城的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组织上批准陈立志等人以个人的名义跨党加入国民党。那时,他便打着国民党的牌子,去做共产党的工作,经常深入到各工厂、各学校以及农村去开展党的工作,发动工人建立工会,发动学生成立学联会,发动农民成立农民协会。

  同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国民党在党内开始清洗中国共产党,白色恐怖遍及全省,给早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跨党人员带来一场大灾难。国民党晋城党部也在晋城开始“清共”,当时公开活动的一批共产党员被登报通缉的就有陈立志、孙新、时逸之、袁致和、陈荣先、王福裕。不过,在群众的帮助下,陈立志还是巧妙地躲过了搜捕。清党平静后,陈立志又去到获泽中学任教,以教学为名掩护身份,继续从事党的革命工作。

  1938年4月,晋豫边区游击支队司令员向中共晋城中心县委提出在晋城成立晋豫边区八路军晋城办事处,经双方研究决定,王鸣山为处长,陈立志为副处长。陈立志上任后,一方面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把方方面面的人才调动起来投身革命,一方面广泛动员青年参军。此外,他还在阳城至晋城沿线农村路边的村庄,建起了18个晋豫边区生产合作社,如晋城回军村的军衣厂、桥岭村的军鞋厂、苇町手弹兵工厂等。当时白手起家建厂,资金非常困难,陈立志又自掏腰包拿出大量资金支援、支持了晋豫边区办生产合作社。

  1939年12月18日,国民党第47军军长李家钰在晋城城内下元巷秘密策划,对晋城抗日政府决三营营部、牺盟会驻地——书院头,同时进行袭击,逮捕了共产党抗日政府不少人员,并开枪打死10余人,制造了“十二月事变”。紧跟着“土岭事件”发生,共产党组织一次又一次遭到了大破坏。其时,到处杀害共产党员的晋城国民党顽县长张鸿惠就放出话“重点捉拿陈立志”。在这严峻的形势下,陈立志在群众掩护下又一次脱离虎口,暂时隐蔽起来。

  形势缓和后,陈立志再次回到晋城开展工作。1942年12月,陈立志去林县开展革命工作,从河南返回晋城时,在柳树口被国民党晋城党部书记段树轩发现。段树轩利用其下属是陈立志的学生,以邀请老师为名,诱捕了陈立志。张鸿惠多次刑讯逼审劝降,他毅然表示:“身首易分,信仰难移!”最后,陈立志被张鸿惠用绳子勒死在柳树口镇黄围村外。

  陈立志壮烈牺牲后,晋豫边区抗日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并授予其“太行英烈”的荣誉。

  孔祥桢:晋城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孔祥桢

  孔祥桢是晋城发展的第一个本土党员,生于1904年,系泽州县巴公镇北堆村人。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兄妹四人全靠母亲抚养成人。从小在本村小学读书时,孔祥桢就十分刻苦用功。18岁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晋城获泽中学,思想进步的他还被推选为本校“学联会”的负责人。

  1925年,21岁的孔祥桢经周玉麟、陈立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晋城第一个本土发展的共产党员。一年后,他在陈立志的资助下,前往苏联学习。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格勒军政学院求学四年期间,孔祥祯成绩优秀,意志坚定。班里的苏共支部书记曾数次动员他退出中国共产党,参加苏联共产党,但他坚定地说:“我是中国人,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党给了我学习锻炼的机会,我学业完成后,一定要回去报效我的祖国。”

  1930年,回国后的孔祥桢任陕北特委书记,和刘志丹、谢子长同志一起开展游击战争,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1931年任唐山市委军委书记时,孔祥桢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担任党支部书记的他,组织领导狱中同志与敌人展开了坚决斗争。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生死利诱面前,他始终威武不屈、大义凛然。1932年,因伤口严重感染高烧不止,孔祥桢保外就医。

  1934年9月,孔祥桢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积极参与创办《世界论坛》及《国际政治》等进步刊物,广泛宣传我军的抗日主张和革命理论。在抗日战争中,他在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地方爱国力量联合抗日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他在一二九师任情报处长时,经过曲折而周密的工作,促进了国民党三十二师参谋长率参谋处人员一同起义。

  1936年根据中央决定,孔祥桢冒着生命危险,经历艰难险阻,营救出61名狱中难友,为革命立下了大功。

  解放战争期间,由于工作出色,对我军在淮海战役中取得伟大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孔祥桢受到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从1954年起,孔祥桢就是我国工交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在此期间还兼任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主任和中苏156项援建谈判代表团团长,为我国建立工业基础、恢复国民经济和顺利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作出了贡献。

  特别令人敬重的是,孔祥桢在长期担任轻工部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期间,家里竟没一件物品与他的职务有关。他家的一台缝纫机还是用他夫人单位发的一张票购买的。他在部里也常对干部说:“轻工部是生产消费品的部门,必须廉洁奉公。如果我们管什么就白吃什么、白拿什么、白用什么,那我们就不是一个国家干部。”

  “文化大革命”期间,孔祥桢受迫害长达10年。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保护和干预下,他才得以返回北京。落实政策后,孔祥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纪委常委,而他的住房面积是与他的级别不符的,组织上要给他调换一套较大的房子,也被他一口谢绝了。当他听说要补发工资时,竟毫不犹豫地说:“那就将它全部交党费吧。”当时他的三个孩子都面临着上大学,家中已经无积蓄。经过同志们的集体“开导”,他才把补发的部分工资留下解自家燃眉之急,而多半工资依然用于战友和有困难的亲朋。

  1982年,孔祥桢的一个孩子大学毕业后分到了轻工部,当时在职的部长们也常来看望他这位老轻工,有的同志说:“您还不给来的部长打个招呼,请他照顾一下您的儿子。”可孔祥桢却说:“照顾什么,别人能干什么他就能干什么。”而他的三个孩子从考大学到各自参加工作,没有一个走过后门。

  1984年1月,孔祥桢带头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规定,主动离休,表现了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高风亮节。1986年,孔祥桢因病在北京逝世。党中央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青山不老,绿水长存。泽州县党史党魂教育基地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大家无不为巴公“红色三杰”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感动。有的单位在这里举行党日活动,在烈士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高唱国际歌,感悟他们“身首易分、信仰难易”的浩然之气,现场接受理想信念教育,这里已经成为我市开展党史教育的一个新基地,巴公“红色三杰”的事迹必将感染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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