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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用“消费降级”混淆概念干扰打假

《太行日报·晚报版》 (2018.09.12 3版)

□堂吉伟德

近段时间,“消费降级”成为热词。当拥有3.4亿用户的低价竞卖平台一年捞进2000多亿元销售额;当酿造二锅头和制作榨菜的上市公司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大增70%以上时,有人惊呼:消费降级了!果真如此吗?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1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9.4%。专家同时指出,尽管增速处于15年来的低水平,但考虑到已经十分庞大的基数,这个增长水平还是很可观的。

部分物美价廉的商品出现销售额与利润率上涨,能否作为

消费降级”的证明?答案显而易见。没有全面而系统的数据佐证,所谓的“消费降级”只是道触发焦虑的伪命题。而诱发此命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电商平台“拼多多”在短短三年内,创下了社交型电商的奇迹,也由此引发了两个关键的讨论,一是疯狂扩张的模式之下,支撑者主要是三四线城市中老年等低收入群体,更多年轻人的参与则被视为消费降低;二是“拼多多”深陷假货风波,使得其成为众矢之的,原国家工商总局的处理意见以及媒体、网友的口诛笔伐,又使消费降级的议题发生了变异,甚至成为掩盖知假卖假的挡箭牌。

“拼多多”抓住四五六线城市在电商领域的剩余红利,一举抓住数以亿计的用户,但代价和前提是,平台机制为假冒伪劣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甚至发育机会,导致平台出现了大量的假货。从创维电视的声明到商家联合维权,从股价的下跌到相关部门的调查,低价模式可以允许商品低端,但不能成为假货的滋生地,或者说助推者。“拼多多”所面临的困境在于,粗放发展的模式下,使其吸纳和接受了太多的假货,甚至被人贴上“下水道”的标签——下水管道有排泄疏通的功能,但同时更是藏污纳垢之处。

模式决定了品质,平台方走低价和廉价之路并无原罪,然而问题在于,不能以消费群体的购买力为假货开脱,而忽视自身的问题所在。假借“消费降级”的概念,不过想阐明这样一个观点,即假货的存在并非供给方的责任,而在于消费群体的缘故。因为消费降级导致的购买力下降,使有质量保证的假货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故而,“山寨问题”并不等于“假货问题”,“但不代表它们质量不过关,这和假货是两回事,性质不同。”

山寨非假货的逻辑显然不成立,某种意义讲,这跟“消费降级导致产品供给层次下降”之间,有着相似的关联性。用消费降级替假货问题开脱,确实有一定的迷惑性,也容易引发更多的消费焦虑。然而,如此做会把原本简单的打假治劣的市场之治,变成“获得感下降”的社会情绪和公共质疑。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从来没有改变,就像一句广告说的那样:只买对的,不买贵的。让议题偏离方向的概念混淆,同样需要来一场“打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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