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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我的大院我的家】大杂院吉家人的40年轨迹

2018年07月12日 11:21:00 来源:太行日报·晚报版

  □文/本报记者 郜晋龙 □图/本报记者 刘 凯

  “我们家这40年,路是走对了。”也许是有太深刻的体会,回西冶村老家的路上,吉斌就紧贴主题娓娓道来。

  吉斌1953年出生在阳城县东冶镇西冶村的一个大院里,那时候大院里共居住着12户、40多口人,全都是同宗的亲戚。从1978年到2018年,实行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间,吉家人从聚族而居到星散各地,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或许正代表了40年来中国快速发展的轨迹。

吉家老宅是典型的晋东南四大八小四合院。

1 在大院生活的那份快活是城里人很难体会的

  吉斌家老宅就在西冶村旧钟楼附近。老宅年代不详,是典型的晋东南四大八小四合院。整个宅子为二层出檐楼房,全为四梁八柱,隔扇门窗。四面大房被隔为一间卧室两间客厅,楼栏、门窗木构件制作得极为精细,造型各有不同。沿房四周为青石铺地,院面布满大块青砖。

  据吉斌回忆,大院里都是本家亲戚,相处非常融洽。谁家做饭缺勺酱油,敲敲对门,拿来先用;谁家包了饺子,首先要给长辈送去一盘子。尤其是夏天,大家都会围坐在院子里吃饭,吃完就拿把蒲扇,端上茶杯,天南地北地胡侃,那份快活是搬进高楼大厦、关起门过日子的城里人很难体会的。

  住在同一个大院的吉政来和吉家胜是吉斌的小伙伴,他们一起在村里上幼儿园,一起就读西冶完小。三人感情特别好,会在放学后趴在大院的台阶上写作业,会在假期里共同跑到附近的小河抓螃蟹。“记得我们在幼儿园吃过一顿包子,那鲜美的味道让我们记忆犹新。”吉斌说。

  1966年,吉斌在阳城一中读初中,后来又在东冶高中读高中,毕业后又回到了西冶村,归属于东冶人民公社西冶生产大队第九生产小队。生产小队的队长就是住在大院东屋正房的吉锁银。生产队上工时,吉锁银会用铁锤敲击一根挂在树上的铁轨,铛铛铛一响,大家就集合起来上地干活。

  1972年,西冶村组织文艺晚会,能拉一手好二胡的吉斌表现出色,负责组织晚会的西冶完小校长便吸收他成为学校的民办教师,“当时民办教师没有工资,一年公社给240个工分。”吉斌回忆说。后来,吉斌成家立业,娶了同村的郭粉娥。两人搬进了大院东北角的小屋。在这个只有十几平米的小屋,他的两个孩子吉云光、吉云飞陆续出生。

  回忆起大院里的生活,物质匮乏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吉斌说:“当时家里面地方太小,除了放一张床、放一个桌子和一个衣柜,其他的家具都没有地方摆。”住房狭小的最主要原因是没钱。以吉斌家为例,算上他当民办教师的工分,一家人一年一共是400个工分,能折算270多元钱,扣除每年1600斤粮食的口粮钱,还能剩下80元用于日常开销,这点钱根本不够用,“当时大院里的各家各户都是短钱户,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工分不够吃喝花销,必须找生产队接济,哪里还敢提盖房的事。”

老照片里依稀能看出西冶村旧景。

2 从聚族而居到各居其屋,改革开放后日子越过越红火

  事情在1978年发生了变化,吉斌虽有察觉,但当时并不甚明白。他说:“从广播、报纸知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知道了小岗村土地下户,大家伙议论纷纷,对未来既期待又迷茫,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4年后的1982年,土地下户的春风终于吹到了西冶这个山村。当年春播结束后村上开始分田到户,吉斌和妻子通过抓阄的方式,抽到了6亩农田。土地下户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的日子开始好起来。

  80年代初,吉家大院里有几户人家人口多,手头刚宽裕点就开始筹划着盖新房。就这样,吉家大院掀起了第一次乔迁潮。吉斌的堂兄吉龙当时在阳城化肥厂工作,前后花费5000元盖起了三间新瓦房。新房子就在吉家大院的正南面,隔着一条马路。此后几年,吉家好几户都纷纷搬出大院,围着老宅盖起了新瓦房。

  也就是这一阶段,吉斌等来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机遇。1982年,国家允许民办教师通过考试进修的方式转为公办教师。1985年,吉斌考入了阳城县教师进修学校,正式成为公办教师。进修期间,他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进修结束后的1987年9月,他前往当时的北城中学,现在的阳城三中任语文老师。随着吉斌工作变动,一家人从西冶村搬进县城,挤在学校提供的一间18平方米的宿舍里。上世纪90年代后期,吉斌在阳城县城关购买了一块宅基地,盖起了一套300多平方米的独家院。1997年搬进新房那一刻,吉斌觉得心满意足。

  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到1997年之间的20年里,吉斌家老宅里的亲戚们,除了念旧的老人外,都纷纷搬进了新房。有的还和吉斌家一样,因为工作原因,举家搬进了县城。聚族而居被各居其屋代替,往日大院里的热闹一去不复返。

  但吉斌认为,这种变化恰恰说明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活力。他说,改革开放前聚族而居的大院生活虽然开心,但却是穷开心,是苦中作乐。当时群众希望改善生活的需求是被忽视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是被压抑的。

  他回忆说,改革开放前20年时间,生活是充实忙碌的,是日新月异的,每一天都喜气洋洋,每一家都大事不断。盖房、搬家、子女成家立业,感觉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好事临门,或是给搬进新居的叔伯兄弟贺房,要不就是庆祝小辈子侄结婚嫁人,大家就会相聚在一起喝喜酒,“总之房子越盖越好,家具越买越潮,日子越过越红火。”

一家人在阳城三中宿舍前合影。

3 吉家第三代的步伐远远超越了父辈

  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只是开始。随着改革措施的进一步出台,在改革开放接下来的20年里,吉家第三代的步伐远远超越了父辈,纷纷走出山村,走向阳城、晋城,甚至走向了全国各地。尤其是1998年城市住房改革和2000年大学扩招,宣告福利分房制度和国企一统天下的时代结束,让吉家的下一代有了更多的选择。

  吉斌的两个儿子先后都来到市区工作,尤其是大儿子吉云光,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从住大院到挤宿舍,再到搬进独家院,1975年出生的吉云光经历了改革开放给中国人住房带来的几次变化。工作后,他和妻子先是买了单元房,后来又入手一套高层电梯房。他说:“买单元房的时候还是全款,资金压力挺大的,等买高层电梯房的时候,已经是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感觉很轻松。”

  同时期,吉斌妻子郭粉娥的娘家亲戚也纷纷从阳城县搬迁到市区。为了跟上亲戚的步伐,吉斌也下定决心在2006年进城买房。“当时挺便宜的,一平方米不到2000元,现在看真是又赶上了国家的好政策。”吉斌说。2013年,退休后的吉斌正式搬到了市区居住,平时练练书法,拉拉二胡,看看展览,会会老友,生活十分惬意。

  吉家其他人的人生轨迹也各有不同。今年82岁的吉丕龙,已经成为一个将近30人的大家庭的家长,每次过年聚会,需要摆三桌酒席;吉锁银今年83岁,也已经是四世同堂,第四代的曾孙女今年已经4岁,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当年的小伙伴吉政雷,女儿在北京参加工作扎下根来。吉斌说:“如果算上第三代,从大院里走出来的吉家人总数估计要接近两百人,老人们大多还生活在阳城县,而年轻人已经开始走出阳城,走向全国各地了。”

  谈起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变化,吉斌用眼花缭乱来形容。他说,上世纪80年代骑个自行车,就觉得特别有面子,等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大家都换上了摩托车,新世纪又开始忙着换汽车。住房也是如此,刚开始住平房、住宿舍觉得很不错,后来搬进独家院、单元楼又觉得这辈子满足了,现在必须要高层建筑,大平层,有车库、电梯,“日子让人有一种使劲追却追不上的感觉。”

  在吉斌看来,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物质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给人们的思维观念带来了巨大持久的冲击,“面对新变化,你不能保守,不能满足,必须紧紧跟上,不然可能就会被落下。”他承认,作为亲历者和受益者,他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也分好几个阶段,从起初的跟随,到后来的反思,再到现在的赞同。

  “40年了,我们该好好总结宣传下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吉斌说,“另一方面,我们国家此刻又站在了乡村振兴的新起点上,也许有一天,大院里走出去的吉家人还会回到西冶村,参与家乡的振兴建设,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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