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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我的大院我的家】小胡同 大杂院 老街坊

2018年06月28日 10:52:00 来源:太行日报·晚报版

朱和平用镜头记录自己曾住过的“后头院”。

  □文/本报记者 闫妮莎 图/本报记者 张文庭

  老城区,大十字。

  这里密布着一个又一个胡同,胡同里隐藏着一个又一个大杂院,院内居住着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经济条件的人们。

  穿梭其中,朱和平熟悉大十字的每个巷巷道道、角角落落。改革开放40年间,这些在胡同大杂院里长大的孩子早已融入了这个翻天覆地快速多变的新时代,时过境迁之后,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对老院单纯而又炽热的情感。

六五年朱和平一家人的合影。

1 两个大院 一生情结

  朱和平是在大十字出生的,也是在大十字长大的,是地地道道的老晋城人。可朱家却不是大十字“土著”,老家在高平,算是外来户。上世纪50年代初,父亲朱喜顺由于工作调动,所以举家搬迁到了大十字的大杂院里。

  朱家曾住过的两个大院都在大十字附近。对朱和平来说,院子不仅是一种居住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情结,是他人生最美好的金色年华。

  从大十字往西走约200米,拐进一个小胡同,方圆邻近口中的“后头院”,还基本保持着曾经的格局。朱家曾经就在“后头院”的东屋租住,因为与堂屋的刘姓人家相处融洽,朱和平还认了堂屋一位姓刘的大叔做干爹。

  远亲不如近邻。因为家里的亲戚朋友全在高平,堂屋这门干亲可以说是朱家在晋城唯一的亲戚了,搬走之后还经常互相走动。“每年大年初二,我就拎上二斤糕点来了,干妈一定要给我做顿饭,有时候放假了我也会来住几天。”回忆起旧日时光,朱和平嘴角噙着笑,“干妈家两个孩子和我差不多大,那时候闹了矛盾,干妈总是训他们,护着我。”

  朱家后来搬去的院子就在城区三小对面仁和巷249号,这里曾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杂院,里里外外住了一百多口人。光阴荏苒,如今,当年的大杂院早已湮没在岁月的烟尘里,变成了一层层小洋楼,只有门牌号下斑驳的木制大门承载着厚重的时光。

  朱家曾住过的西北小屋也早已翻新,不复存在。“以前我家就楼上楼下两间房,我和两个妹妹跟父母挤住在一起,哥哥姐姐则在高平老家住到十几岁。”朱和平回忆说,当时哥哥结婚后和大嫂也在这个院子里租了间厨房住,一家人热热闹闹的。

  那时候,大杂院里的居民一般一户就一两间房。面积不大,十几平方米就算宽敞的了,很多只有七八平方米,但几乎没听谁抱怨过。院子里住了十几户人家,有农村的也有城里的,白天上班的上班、下田的下田,到了晚上,忙活了一天的人们闲下来,才跟街坊邻里“撇撇淡话”。那时院子很大,大人们坐在椅子上聊天,孩子们就在院子中间跳方、跳绳,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单纯而又炽热,感染着“外来户”朱家也慢慢融入成了“老晋城”。

  虽说是个大杂院,但因为同住一个院子里,可谓“低头不见抬头见”,都是“熟脸儿”,彼此基本知根知底儿,好几家甚至结成了亲家,朱和平的妹妹朱翠平就嫁给了同院住在南屋的小伙子。

朱和平兄弟姊妹的合影。

2 用镜头记录下老城区的变迁

  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一开闸,大杂院里的孩子们就开始选择适宜自己的方式,顺应潮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恢复高考那一年,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当时已经在煤矿当工人的朱和平和妹妹朱翠平也一起参加了高考。朱翠平顺利考上中专,朱和平则名落孙山。

  “计划经济年代,参加工作都靠分配呢,你学的什么专业毕业后就把你分配到哪儿上班。”朱和平说,他没考上大学,“招聘”——这个改革开放的新产物改变了他的一生。

  1984年,晋城县政府机关通讯组、晋城小报一共招聘15名工作人员从事新闻宣传工作,10名新闻写作,3名新闻摄影,2名美编。这次招聘考试相当严格,除了笔试还有面试和操作考试。因为摄影这项当时很稀罕的“特长”,朱和平顺利考入晋城县政府机关通讯组,正式走上了专职摄影的道路。1985年晋城建市,朱和平留在城区政府办通讯组工作,一干就是三十多年,直到2016年退休。

  “改革开放的40年,我用了大大小小十几个相机,见证了照相机的升级换代。”朱和平说,1976年12月,姐姐去上海花了125块钱给他买了一台海鸥牌双镜头反光照相机,这是他第一台相机。到80年代初,他走上摄影岗位之后,改用折叠机,直到90年代末,数码相机开始普及。

  近40年间,朱和平用小镜头记录改革开放为老城区带来的巨大变化,用影像来呈现家门口的市井民生生活。目前,朱和平存有十万张底片,这些老照片对当世乃至后代都有非常重要的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的疾风也吹到了晋城。与朱和平在仁和巷一起长大的李小德选择了加入这场史诗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

  李小德一家现在还住在仁和巷的大杂院里。“当时,我在大十字附近的贸易货站上班,厂里不景气,为了生存,我就在家门口开了一家小卖铺。”李小德说,因为开在城区三小对面,生意一直还不错。与此同时,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李小德也见证了居民的耐用消费品发生的巨大变化: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低档到高档、从单一向全面的发展过程。

  在朱家人的观念里,改革开放以来,全家的生活条件大幅度改善和提高更表现在住房上:从狭小拥挤到宽敞明亮;从几代同室到各居其屋。“以前我们全家都挤在两间房里,现在,基本上我们每家都有两套房子。”朱和平说。

朱和平与老邻居李小德。

3 父辈的表率受益一生

  大院里温馨和谐的氛围,父辈一言一行的表率,对朱和平的人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重大影响。

  “我的爷爷一辈在高平务农,父亲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从一名农村小伙儿成长为国家公职人员。”朱和平说,老家人都说父亲当上了“国家干部”,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位“国家干部”,却从来没有为自己家里谋一丝一毫的“方便”,一心向着党和国家。

  1962年,国家财政困难,出台了压缩城镇人口政策,对公职人员和市民户实行压缩,转为农村户口,落户到农村。为响应国家政策,朱和平兄弟姊妹几个全都转为农村户口。后来,一些人走后门找关系又转了回来,朱家却一直没有转。一直到高中毕业,他们还是农村户口。

  父亲朱喜顺先后任晋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南岭乡公社主任、泽州党校校长、晋城一中党委书记等职,不管在什么工作岗位上,朱喜顺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1986年,朱喜顺因高血压脑出血去世。“70年代初,父亲在南岭公社当主任期间深受百姓爱戴,现在,我偶尔去泽州县南岭乡摄影采风,还常能听到村里的老人谈论我父亲,说他没有官架子,为人好,为老百姓做事。”朱和平说,父亲为人朴实、待人诚恳,在为人处世上,他们也深受父亲影响。

  “自立自强,凡事都要靠自己的努力。”朱和平的父亲对自身严格要求,对他们兄弟姊妹五个也都很严格,要求他们要勤劳、要努力、要奋斗。

  朱和平的大哥当了一辈子煤矿工人,上班的第一天,父亲只嘱咐他一句话:“好好工作,做个好人。”朱和平通过招聘考试,从工人身份转变成国家公职人员,父亲也常常嘱咐他,要及时转变身份,适应新工作,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多做贡献。

  家风不是“讲”出来的,而是一天天浸润出来的。在父亲的影响下,朱家兄弟姊妹几个都在岗位上踏实奋斗,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幸福,但是对老院的情感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朱和平说的也是全家人的心声,让他遗憾的是,当初没有留下自己住过的老院照片。现在退休了,朱和平还是相机不离身,走到哪儿,拍到哪儿,他还想举办一场以大院为主题的摄影展,让更多人回忆起大院生活,感受改革开放40年所带来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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