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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员“坦然”坐上被告席

2020年03月26日 08:51:00 来源:太行日报

4年前是个位数 4年后是9成以上

2019年12月3日,晋城中院开庭审理一起民告官案件,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李翔代表政府出庭应诉。

  2019年12月3日,晋城中院开庭审理一起民告官案件,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李翔代表政府出庭应诉。

  李翔说,这是他担任副区长以来第一次坐上被告席。之前,他已有几次代表政府出庭的经历。

  “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第一次坐到被告席上时,挺不自在的。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我犯了什么错;后来,出庭次数多了,观念也变了。其实,政府官员出庭就是为了表明政府正视问题、解决问题的态度。只有积极应诉,才能全面了解案情,彻底解决问题,案结事了,不留后患。”李翔描述了他当被告的心路历程。

  李翔的转变是一个缩影,不少政府官员也经历了同样的心路轨迹,从当初的“嫌丢人”到如今的积极应诉,这种深刻的变革是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的政府担当。

  因为是民告官案件,这次庭审,关注点不少。一、民告官能不能告得赢,老百姓对判决结果很在意;二、副区长坐上了被告席,政府官员的表现令人期待;三、晋城市市长刘锋带领60名政府官员旁听,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在法律框架下,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本报记者 吴俊玲 闫海亮

  民告官案件的来龙去脉

  这个案件的原告宋某是长治市上党区东和乡辛呈村人,被告是上党区人民政府。宋某为什么要把自己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政府告上法庭?事情还得从2017年说起。

  宋某在辛呈村拥有合法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2018年底,太焦客运专线(太焦城际铁路)被山西和河南两省规划为“十二五”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宋某的房屋正好在太焦高铁红线范围内,面临被拆迁。

  上党区人民政府根据施工进度和国家补偿方案,全力推进。2019年3月底,政府开始对红线范围内的村民宅基地及房屋进行征收。

  可推进工作并不顺利。副区长李翔说:拆迁红线内有14家企业、115户居民,大家都按照补偿方案进行拆迁,而宋某等8户对补偿结果不满意,坚决不拆。宋某不拆的主要原因是对闲置在家的木料加工设备提出了经营性赔偿,要求赔偿的价格与实际补偿方案定下的价格差距很大,政府不能满足她的要求,她就坚决不拆。

  2019年4月9日,上党区人民政府作出《房屋补偿决定书》,告知宋某逾期不执行决定将强制执行。期限到了,宋某没有搬出。

  2019年4月22日,上党区人民政府启动强拆程序,责令宋某于次日早上搬离。第二天,宋某没有到场,只有她父亲和嫂子在,政府派了40个人,帮她把家里的东西搬到了指定地点,她父亲和嫂子负责看管。当天,宋某的房屋被强制拆除。

  政府的强拆行为让宋某非常恼火,她咨询了律师,律师说:“上党区人民政府的强拆行为存在瑕疵,拆迁程序也违法。”于是,宋某向晋城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上党区人民政府强拆行为违法,依法赔偿损失。

  庭审中,双方围绕强制拆除的文件、房屋价值评估报告等证据材料进行举证质证。

  法庭审理查明,2017年1月17日,长治县人民政府制定《太焦城际铁路长治县段征迁补偿工作实施方案》。同年9月,上党区人民政府与部分被拆迁户签订《太焦客专铁路建设长治县征迁补偿协议》。截至开庭之日,尚有8户居民未与被告达成拆迁补偿协议,原告宋某即是其中一户。

  合议庭认为:其一,被告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征收决定此前经过长治市人民政府复议确认违法,其强制拆除行为失去合法性基础。其二,行政机关不具有直接强制相对人交出土地的权力,需向人民法院申请,因此强制拆除的程序亦违法。其三,被告在拆除过程中,对原告的财产进行了清理,但被告对原告的过渡安置问题处理方式欠妥。长治市上党区政府作出的拆除行为缺乏合法依据,违反法定程序,应当确认违法。

  法庭考虑到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在实施强拆前通过《告知书》《催告书》《公示》等形式向原告多次作出预警和催告,原告不及时搬离相关物品、财产,具有一定的放任损害结果扩大的主观过错,因此,结合在案证据以及双方的过错程度,被告应当酌情赔偿原告屋内财产、物品损失20000元。

  一场庭审就是一个“三合一”教学现场

  李翔对晋城中院作出的判决没有异议。他说:“回来以后我们认真梳理了一下,由于面临2020底必须通车的施工压力,政府必须赶进度完成拆迁任务,所以在程序上就产生了瑕疵。这个判决是公平公正的。一方面保障了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一方面保障了省重点工程太焦铁路顺利施工。另外,对政府执法程序中的疏漏,也起到了提示提醒作用,使政府尽量减少和避免类似错误的发生。”

  当天,晋城市市长刘锋带领60名政府官员旁听了这场庭审。有关负责人认为,这是晋城市人民政府针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开展的出庭、旁听、讲评“三合一”教学现场,旨在提升晋城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质效。

  这场庭审产生了“蝴蝶效应”。宋某胜诉7天后,2019年12月11日下午,和宋某有着同样遭遇的刘某、史某、王某与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的行政赔偿案件如期开庭。有村民说:看到官员坐上被告席,就觉得自己的意见受到尊重了,不管是胜是败,只要公正裁决,以理服人,我们都会服判息诉。

  这次庭审,被告席上坐着的还是2019年12月3日开庭的原班人马,旁听席上却换上了长治市上党区48名重点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

  上党区司法局政治部主任王海波说:用身边的案件来教育自己的领导干部更有意义,不用解释,就能清楚案件的来龙去脉,每个领导都明白了输在哪,赢在哪。其实,输与赢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培养干部用法治思维来解决纠纷。

  上党区综合执法局筹备组执法大队队长胡志明认为,行政命令式的执法不能代替法律的执法,政府确实存在程序上或法律上的瑕疵,对于今后的执法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和引导意义。

  让政府官员卸下“包袱”坐上被告席

  一般情况下,政府官员通常不愿意坐上被告席。

  晋城中院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全市两级法院审结行政诉讼案件308件,正职出庭的0件,副职出庭的18件,占比5.8%;2017年,审理行政诉讼案375件,正职出庭3件,占比0.8%,副职出庭30件,占比8%,合计占比8.8%,总体来看,出庭率较低。

  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一环,《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国务院办公厅为此专门下文。

  晋城中院行政审判庭法官郑金坤认为,让行政机关负责人到法庭上来,感受原告和被告代理人针尖对麦芒的辩论,对于普及法律知识、对行政争议的实际化解和提高法院判决的司法权威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政府官员上庭应诉经历了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郑金坤说:“2016年,《行政诉讼法》刚实施,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非常低,是个位数;2018年,达到20%多。刚开始,行政机关负责人觉得在法庭当被告很丢脸,只委托律师应诉。后来,随着制度的推行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普及,才逐渐重视起来。”

  晋城中院趁热打铁,以2017年、2018年晋城全市两级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为标本,分析总结审判数据,归纳行政审判工作特点,编撰了《行政审判白皮书》。这本书总结了行政机关胜诉及败诉的原因,以期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所帮助。这本书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依法应诉提出建议,官员如何上庭,在法庭上该怎么做,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省高院盛赞《白皮书》是行政官员上庭的“教科书”,并在省内推广。

  一位行政官员非常赞同这种“让民告官能见官”的举措。他认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在法庭上可直观面对当事人的诉求,能当场拍板,有利于纠纷的化解,在以后的行政执法中改正类似错误,提升政府依法治理的水平。

  政策的保障,制度的推行,给行政机关负责人卸下了思想“包袱”。2019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已达到90%以上。

  这个数字是令人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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